同年，珠海汉粤工贸公司在永兴投资1000万元，圈地100亩，建立了珠兴水产养殖有限公司。次年，该公司就获利300万元。

　　消息不胫而走。县里的财政局、粮食局等诸多单位来了，成立了全兴、粮兴等5家股份制公司；

　　全镇20个村，成立了11家村级股份制养鳖公司；

　　强大的市场需求，给先行者炒高鳖价提供了良机。时任京山县水产局副局长的黄征安说：“虚高的鳖价，主要是本地人炒起来的。”对此，夏齐刚也不否认。

　　“一只鳖一头牛，一袋鳖一层楼。”夏齐刚说，一斤种鳖卖到600多元，一斤商品鳖卖到300元。

　　一亩鳖池一年向镇政府上交最少1000元、最多3000元税费，成为当地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。

　　镇政府“醉”了，开始大展宏图：成立永兴集团，下辖25家公司；

　　筹资30万元建2000平方米的中华鳖交易市场；

　　在全国13个省份设立48个营销网点，派驻150多人直销。

　　高潮过后即低谷。1995年，成为永兴养鳖事业的分水岭：市场寒冬悄然逼近，此后几年，鳖价从600元一公斤骤降至100元左右一公斤。

　　浮华短暂。温室的煤火，开始熄灭……

　　【点评】昙花一现的繁荣，是市场调节的必然吗？非也！在永兴养鳖陷入低潮之际，时任镇党委书记的史可标率队外出调查发现，湖南汉寿的散户经营生命力还很强。

　　原因何在？史可标说：“当地政府干预很少，农民自主经营。”他认为，搞任何产业，政府都不要干预过头。

　　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，出现“一人发财、万民效颦”的现象，其实是农村生产要素从低效益领域向高效益领域流动的必然体现，也是农民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要求。

　　但是，当农民一哄而上，生产要素向某个领域过度集中后，农民个体的理性容易导致集体的非理性，造成资源的浪费，原来的高利润就逐渐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。此刻，需要政府适时控制规模，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。这需要政府有极深的修为、极大的胆识、极高的艺术，合理地拿捏到位。

　　3、10年沉寂

　　3年喧闹过后，是10年沉寂。“1996年进去的人，都把钱丢进水里了。”史可标说。

　　1996年起，鳖价连续大跌：种鳖从1200元一公斤降到120元一公斤，商品鳖滑落至64元一公斤，仔鳖每只从36元跌到0.8元。

　　鳖开始滞销。为了甩货，本地人打起了价格仗：相互压价拉拢客商。

　　资金周转不过来。30%的高利贷，令很多小养殖户承受不起。那几年，很多有钱人放的高利贷收不回，讨债的官司连年不断。

　　1999年，仅老柳河村养殖户就抛池1000多亩。夏齐刚当年亏损了140多万元，另一个养殖大户付庆斌也亏损100多万元。“那时养鳖没有不亏的。”夏齐刚说，很多农民只好卖池，卖不掉就抛池，有的甚至倾家荡产，远走他乡。

　　单位撤资，公司破产。付庆斌仅用20万元就买下了当初粮食局投资800多万元的粮兴基地。其他几大公司人去楼空。一些村级公司亏损严重，投资入股的农民怨声载道。

　　永兴集团成了个空壳，交易市场根本没有交易，派驻外省的营销人员迅速返回，鳖池变成了鱼池、虾池……“市场价格下跌，全国大体相同。”时任永兴镇党委书记的史可标说，国内的养殖技术水平相当，生产成本差别不大，当时全国的售价与成本基本持平。

　　当时从泰国、台湾等地进口的鳖，成本低，上市早，对国内市场造成严重冲击。1999年3月，农业部水产司在杭州召开全国养鳖研讨大会，与会人员一致呼吁国家控制进口，保护国内养鳖产业。

　　“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问题，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生产成本和生产方式有问题。”史可标认为，当时的养殖户为了扩大利润，建立工厂化的温室养殖，成本太高。“当时养鳖用药很厉害。”时任京山水产局副局长的黄征安说，永兴温室养的鳖，大多是用药保住的，煮熟后多水少肉，品质口感很差，知道内情的人根本就不吃。“市场不行了，政府也不管了。”付庆斌对此颇有怨言，后来政府奉行“兴工富县”，养鳖似乎不在其视线之内。

　　2000年后，永兴镇领导班子换届后，养鳖开始自生自灭。

　　【点评】永兴养鳖的衰败，市场调节是主因。高端产品所在的暴利行业，随着投资的盛行，产品的普及，利润的平均，必然淘汰一批生产方式落后的生产者。